社会中的音乐 - 当代文化研究
  • 黑手那卡西是一支来自台湾的工人乐队,由工会和工人共同组建。他们的成立之初即是为了工厂抗争运动,所以至今他们依然活跃在各个社会抗争场合。他们用歌声为我们呈现底层民众的动人故事,而在这些细腻真诚的讲述背后,黑手那卡西意在向社会的不公宣战,并逐层揭露资本主义全球化给所有弱势群体带来的伤害。
  • 民谣是一种独特的音乐类型,是来自身体的、土地的歌唱。本文介绍了六十年来,两岸三地的民谣的发展脉络。
  • 市场的法则很容易运用到这种简单的机制之中。产品投放到大众之中,大众就倾听。大众发现自己在听某一类东西,因为提供的就是这种东西,这又强化了某种趣味,划定出一块规定得很好的听觉空间,制订出越来越专门化的倾听计划。而音乐则必须满足这种期待,等等。因此商业产品、评论、音乐会,所有这些增强公众与音乐的关系的东西都使人感到,要接受一种新的音乐是越来越困难了。
  • 按照阿达利的逻辑,声音就像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运转变化的“预言”,可以从声音中倾听社会转变时刻的轰轰雷鸣。他说:“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来到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P10)。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生,按照阿达利的方式来说,正是音乐对噪音的政治重组。从邓丽君到李谷一,声音的内部充满了较量与对峙,也隐含着妥协和承认,而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声音被重新整合,音乐再次压抑其他噪音而显示崭新的魅力。
  • 今天我们在广场上要唱什么歌。这个问题是按照特定场合下群众的认同、经验和情绪而定的,在那样的时刻唱某些歌来团结彼此就行了。随着时代变化和历史脉络变化,歌词所包含的内涵和底蕴也发生变化。今天人们在广场上唱的一些歌既是跟以前一样的歌,同时又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歌。这是因为,歌词的意义按照人们的理想和诉求来获得时代的意义,同时唱歌的主体则在每个时代通过这样的歌获得情感连带而最终形成。
  • 更广义地来说,任何的歌谣都是和人的实践、行动、维生、思想等息息相关的,它也是不同权力(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是进步的)争相介入的意义生产界面,把歌谣摆放在历史视野中理解而不仅仅限于感官的体验,或许是开启认识(清理)声响、感官和社会关系/意识的另一种方式。
  • 沿着80 年代“走向世界”的道路,背负着社会主义历史记忆却又早已悄然告别“工农兵文艺”的中国流行音乐文化,在遭遇真实的“世界”之际,返身将“中国”呈现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至此,仅仅追溯“新民谣”关乎自身的历史叙述已经远远不够,我们只有进一步将探询的目光投向在更大范围内构成其“他者”序列的社会文化史脉络,才有可能听到并且听清、听懂那些正在当下发生着的历史。
  • 过分清晰的,带着喘息和胸腔震鸣的、原样的肉声,给了我异样的、首先是生理的感觉。评论家富泽一诚说,他在日比谷的“野音”听冈林信康音乐会时,感觉像是被铁锤猛砸着后脑。一种过度的刺激,如一阵风般把人掳掠而去,使人完全不能抵抗。
  • 声乐是一门融语言与音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也是一门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在百数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声乐歌唱艺术曾发挥过巨大的社会作用,因此,在新中国即将到来之时,吕骥便对新中国音乐蓝图作出"今天是群众的时代,音乐也是群众的时代,群众音乐应以声乐为主"[1]的规划,虽然"以声乐为主"的预设不无偏颇,但也并非毫无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声乐歌唱艺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 本文提及三种音乐的不良倾向:附庸化,娱乐化,工艺化。针对当前的音乐生态,呼吁作出三个方向的抵抗
  • 近来每次聆听这首交响曲,就不觉想起陈映真小说中的字句,於是也学著张锡命用筷子指挥起来,小说中的赵庆云落泪了,我也几乎落泪。这就是陈映真小说的魔力:他可以把这首萧氏作品中并不伟大的作品拉进小说世界中,而使得它听来崇高伟大。
  • 红歌曾经有过的巨大的动员力仰赖于多重的基础,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表面的多样化之下,却倾向于成为对西方音乐工业品的单向模仿。红歌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的困境,更源自一整套实践原则与支撑它的体制和社会关系的衰落。今天中国的城乡关系和社会生活与红歌的繁盛期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红歌要重获生命力,必须在全新的社会语境下重新建立与人民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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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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